周恩来
发布时间:2016-07-28 查看次数:2799

    周恩来(1898~1976),字翔宇,曾用名伍豪等,原籍浙江绍兴,生于江苏淮安。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,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家、政治家、军事家外交家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领导人,中国人民解放军主要创建人和领导人。


克己奉公的光辉典范---周恩来廉洁从政纪事


(转载:刘以顺《党史纵览》1998第2期)


    周恩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元勋、中共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。建国后,历任中共中央副主席、中央军委副主席、全国政协主席、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总理等要职,权力可谓大矣!但他从不滥用党和人民赋予他的权力,始终廉洁从政,克己奉公,为全体党员和干部树立了崇高风范和光辉楷模,在亿万人民心中竖起一座廉洁从政的丰碑。

    一、反对修建楼堂馆所

    建国伊始,百废待兴,财政困难,必须把有限的资金用于国一计民生。可是,当时,些部委领导曾提议修建政府大厦。他们鼓动周恩来说:“像我们这样的大国,政务院应该有一处象样的办公地点。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像我们这样,没有政府大厦。我们也应该建一个自己的政府大厦。”对此,周恩来坚决不同意。他说:“修大厦干嘛。那不是当务之急,利用中南海旧有的房屋,不是一样可以开会办公吗?我这里不是很好吗?不是照样办公吗?”他强调指出,我们一定要执行毛主席勤俭建国的指示,“我在任期间,就不盖政府大厦。你们不要再鼓动我了”。他曾对薄一波说:“连清朝最后一个摄政王载沣办公的地方也只有东花厅、西花厅,办事的大员只有四五个人,他的衙门总共不过十几个人。我们共产党是为人民服务的,要我当一天总理,我就不盖政务院大楼。”

    1959年前,在筹建人民大会堂等“十大建筑”的过程中,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和有关部门又提出兴建政府办公大楼的计划。周恩来看到方案和设计图纸后,把国务院主管机关事务管理局的副秘书长高登榜找去,了解兴建办公大楼的方案是怎样出台的。周恩来听完汇报后,针对个别同志因出过国,看到外国豪华大楼便要与之攀比的想法,严肃地说:“只要我当总理,大家就要把大兴土木的念头打消。国务院不能带这个头。”

    周恩来不仅反对修建政府大厦,而且反对修建一切脱离群众的楼堂馆所工程。中南海紫光阁西边有一座由食堂改建的礼堂,仅能容纳四五百人,每当集中开会时连过道也坐满了人。国务院行政处从工作上考虑,曾多次提出翻建礼堂。报告送上去,周恩来没有批准,这事便拖了下来。到了60年代初,有些同志认为既然翻建不行,修修补补总可以了吧。未经周恩来批准,行政处便派来施工队开始修整。当天傍晚,周恩来路经小礼堂,看到房顶已拆去一角,立即吩咐停止.并要把拆掉的部分按原样修好。周恩来认为:礼堂虽然矮小,但还能用。    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

    而对于1959年前北京搞的十大建筑,周恩来则认为这是个例外,因北京是祖国的首都嘛,应该有个门面。但外地其他大城市不能模仿。如有违反,他是坚决反对的。比如,1962年6月,周恩来陪外宾去东北参观访问之后,顺道到鞍山市视察。当时鞍山市刚建好一座新宾馆。负责接待的同志安排周恩来到那里去住。可是周恩来到那里一看,坚决不愿住,执意要换一个普通的房间。他说:“宾馆为何盖得这样好?要知道,现在全国还有很多地方比较困难呢!我不能住在这里。”后来,周恩来又发现市内新建了一个大礼堂,这个礼堂虽只有1000多个座位,可在外表很多地方模仿了人民大会堂廊柱式建筑的样子,大门前也有几根大圆柱子。他看到后说:“什么?你们把人民大会堂搬到这里来了。”并马上指示:“这个礼堂不准用。”后来,鞍山市的领导作了深刻检讨,才算过了关。

    再如,1958年11月28日至12月10日,党在武昌举行八届三中全会。会议期间,毛泽东随口讲了一段话:“这次会议的这种开法根好。过去中央全会都是在北京开,以后要到各省去轮流开,可以就地处理这个省的问题,可以了解当地情况,联系各方面。”会后,一些省对毛泽东的话加以不恰当的引申,为了准备中央全会来本省开会,争相修建宾馆。还设有中央政治局常委、政治局委员、中央委员等不同级别不同标准的住房。‘河南省一马当先修建了水晶宫,很多年空着用不上,偶尔住一个人就要烧起整个建筑的暖气,所以造成了浪费。对此,周恩来非常难过和气愤,他严厉批评了一些省市负责人:“正是国家困难时期,上马这么一大批脱离群众的工程,很不好。人民会怎么看?对我们的党不利啊……”

    然而,对于与人民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工程,周恩来则采取积极提倡和支持的态度。比如,周恩来曾到过陕西、云南、广东等地的温泉,每到一处,他总要先了解当地居民是否有洗温泉的地方。在广州从化温泉,周恩来听当地负责人说,群众暂时还没有洗温泉的地方,主要是经费不足,一时难修建起来。周恩来生气地说:“给领导干部修,经费就能搞到,一给老百攀修,经费就难筹措,你们说终是为什么?”他气得也不愿洗温泉了。回到住处,他立即派秘书送去200元钱,并转告广东生活管理局的王局长:“一定要给群众修建洗温泉的地方,这点钱是我和邓大姐的一点心意,表示一下我们对筹措经费的态度。”管理局的同志觉得这笔钱不好收,又派人送还周恩来,说:“总理的心意我们全明白了,一定努力为老百姓办事,这200元钱还是请总理收回。”周恩来不愿收回,再次派秘书送去,并转告他们:“下次我还要来检查,看看到底修了没修,是不是真为老百姓办事了。”王局长感动得流着泪说:“总理这么关心人民群众,叫我很惭愧。我们再修不好,对不起群众,也对不起总理啊……”

    二、拒绝接受请客送礼

    周恩来一贯反对请客送礼、铺张浪费,时时处处严格要求自己。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。   

    一是按标准吃饭。周恩来外出视察,总是这样向随行人员交待:“不准吃山珍海味,不许摆水果摆糖,发现摆了要撤回去。”有一次,周恩来去广州,连续工作了40多个小时,只睡4个小时就起床了。负责接待的同志怕总理身体吃不消,想叫他多吃点,吃好点,早餐时多加了几碟地方小菜。周恩来一看就生气了,对随行人员进行了严厉批评:“我在北京早餐的习惯你们不是不知道,为什么搞这么复杂?撤回去!”总理的随行人员忙找服务员。服务员不肯撤:“这算不得复杂,广州人吃早茶就是这样。再说,首长叫端上来的,已经端了还能再撤下去?”随行人员把服务员的话向总一理作了汇报,然后提议:“这次已经端上来,先吃吧,下次不搞复杂就是了。”周恩来听后要走:“那好,摆在那里吧,我可以不吃早饭。”这下子大家都慌了,服务员赶紧往下撤菜。还有一次,周恩来去长春,随行人员把总理的一贯作风及要求照例给管理员讲了。管理员以为只是说说而已,仍然超标准地上了菜。这下总理可生了气,对此提出了严厉批评。邓颖超大姐找来管理员,在他面前亲笔写出了各项要求,并一一作了解释交待。当时,管理员和厨师都很感动。一位老厨师激动地说:“我干了这么多年厨师,大官见得多了,没少为他们掌勺。有些人虽然也说这不准吃,那不准上,但只是说说而已,还没见过像总理这样一就是一,二就是二,一丝折扣都不打的首长。我算真服了。”

    二是拒收礼品。1963年,国民经济处于暂时困难时期,江苏淮安县委的负责同志趁到北京开会的机会,顺便带了一点淮安的特产油茶撒子送给周恩来。周恩来知道后,立即把东西全部原封不动地退回,并附了一份国务院关于不准请客送礼的文件,还亲笔在文件上写了批示:“请江苏省委、淮阴地委和淮安县委负责同志认真阅读一下,坚决照中央文件精神办!"1963年底到1964年初,周恩来访问欧、亚、非14国时,照样穿着补钉挥补钉的内衣内裤。这样的衣服不便在国家宾馆洗涤晾晒,所以就交给大使馆,请馆里的女同志帮忙洗。到了埃及,陈家康大使的夫人徐克立在为总理洗衣服时,见到总理穿着这样的旧衣服,流下了眼泪。她和老陈商议后,用自己的钱给总理买了3件外国衬衫。可当徐克立去给总理送衣服时,却碰了壁。徐克立说:“我们是拿自己的钱给您买的!”周恩来问:“你们的钱又是哪里来的?还不是国家的外汇吗?我要是做衣服,在北京就做了,何必花外汇在国外买?”他强调说:“帝国主义对我们搞封锁,外汇尤其珍贵,要花在刀刃上,一分不能浪费。再说,我也有衬衣,破一点儿,还能穿么。”最后,周恩来只收下自己的旧衣服,始终没有接受这3件衬衣。

    对于那些不便退还的礼品,总理便照价付款。1956年5月,周恩来到太原进行了一次短暂的考察。在考察结束、登机离开时,他发现有人往机舱里送一个箱子,便马上询问是什么东西,随员告诉他,是对降低血压有益的本地产的葡萄汁。周恩来在机门关闭前亲自留下了30元人民币作为补偿。 1960年,青海省委书记见周恩来生活太清苦,心里很难过。他回去后,便派人送来一些青海湖产的名贵的黄鱼。周恩来知道后,立刻把管理局局长高登榜叫来,严厉下令:一、照价付钱。二、批评青海,并通报全国各省。他说:“一省送,数省就会效法送;收一份,就会有更多人把东西送来,所以必须有断然的措施。”根据周恩来的意见,后勤部门认为,鱼如果退回青海,路途往返多日就要变质,于是只好把鱼买下送给幼儿园小朋友改善伙食。

    有时,周恩来还用多付钱的办法制止送礼。比如,他有一个秘书叫龙飞虎,从西安事变时就跟随着他,后来当了福州军区司令员。龙飞虎对总理有深厚的感情,有一次托人给总理送来一筐新鲜桔子,想请老首长尝个鲜。周恩来见到桔子,说:“我不需要。”大家劝道:“已经送来了,还能再送回去呀?”他说:“你们问问这一筐多少钱?”一位秘书打电话问过后报告总理:“一筐25元。”周恩来吩咐:“你给他寄50元去。”那位秘书说:“是25元。你多寄他会退回来的。”周恩来说:“就寄50元!多余的钱叫他处理,不这样做就制止不了他。我多付钱,他以后就不再送来了。”果然,以高出一倍的价钱“卖”给总理一筐桔子后,龙飞虎就再不敢给老首长送东西了。他说:“送东西就等于敲总理竹杠,谁还敢送啊?”

    三、难能可贵的自费和自律

    周恩来向来大公无私,克己奉公。为了减少国家开支,把钱用在刀刃上,他不同意多花国家一分钱。有许多应该由公家负担或供给的东西,如药品、报纸、身边服务人员用的肥皂等,周恩来都坚持自费,不让国家负担。几十年来,周恩来经常出国访问,从来都不领取按规定发给的服装补助费。周恩来一直坚持私人用车要自费。他把看戏、跳舞、到公园散步、到饭店理发、去医院看病人、到民主人士家拜访及看望外国朋友这类事都算作私事用车,都坚持自费,要司机记帐付款。一次,周恩来要去人民大会堂接见外宾,他乘车先由西花厅至北京饭店,理发之后再去人民大会堂。在北京饭店上车时,周恩来轻轻拍一下司机的肩膀,提醒他说:“从西花厅到北京饭店算私事,从这里到人民大会堂才算公事,你不要又笼统搞错帐。”当司机说“总理放心,我早记上帐了”以后,他才会心地笑了。作为总理,周恩来宴请客人的时候很多。国宴、政府宴会,都是国家和政府出钱。但如果总理是以个人名义请客,无论是在家宴请还是在外宴请,无论宴请的是内宾还是外宾,他一概是自己掏钱。

    1964年初秋,在蜜桔收获季节,外交部礼宾司接到总理办公室的一个电话,要礼宾司以总理的名义给柬埔寨王后送一些蜜桔。礼宾司在办理这件事的过程中感到以国务院总理的名义赠送欠亲切,便建议以周恩来个人名义签字赠送。这个建议提出后,很快便得到总理办公室的答复:总理同意礼宾司的意见,并交待这次赠礼费用由他个人负担,不能向公家报销。礼宾司负责人听后非常愕然,脱口说:这要花总理多少钱呀!?可当初他们认为,不管是以国务院总理名义、还是以周恩来个人名义赠送,都应由公家报销,因此没有考虑费用问题。蜜桔本身不贵,但运费可观!礼宾司从总理的警卫秘书那里得知,总理的银行存折上目前只有400元。为了不花公家的钱,又要千方百计节省总理仅有的400元钱,礼宾司的同志后来经过商量,终于想出了一个好办法—托人带。这样既省却了昂贵的运费,又把事情办得非常圆满。柬埔寨王后接到周恩来的礼物后,非常感谢。

    在生活上,不论在京,还是在外,周恩来总是严格自律,从来不搞任何一点特殊从50年代起,中南海里经常召开国务院会议,出席会议的都是副总理和部长一级千部。会议时间一般都较长,为了不耽误大家吃午饭,会议安排吃工作餐。周恩来亲自规定工作餐的标准为“四菜一汤”,基本上是家常饭菜。吃工作餐时,周恩来同大家吃的是一样的饭菜,吃完饭,夹起一片白菜叶把碗底抹一抹,将饭粒扒干净,最后才把菜叶吃掉。他还亲自规定,每顿工作餐结束,每人都要交钱和粮票,这已形成了一种制度。

    周恩来到地方工作和视察也是如此。他每次外出,不论走到哪里都和那里的人民吃一样的饭菜。临走时,他都一定把钱和粮票付清,不给地方财政增加负担。周恩来认为,群众吃不到的,你能吃到,就是特殊。这是不能容许的。比如,有一次中央在杭州开会,交际处的同志发现周恩来很爱吃南方各种绿叶蔬菜,因此,在周恩来离开杭州时,给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同志送来两筐菜。周恩来的随行人员在飞机上发现后,立即找送行的交际处的同志问:“飞机上那两筐菜是怎么回事?”交际处的同志早想好了对策,说道:“不是专给总理的,是托你们带到北京给中央几位领导的,有发票,让首长们都付钱好了。”菜带到北京后,交给了供应处。供应处将菜卖给每位首长一份,按杭州的市价收钱。周恩来的随行人员认为,拿钱去供应处买一份菜给总理,这实在是够清正廉洁的了。可是,周恩来走进餐厅,一看见菜,脸色立刻变了,严厉责问随行人员:“这菜是哪儿来的?是不是杭州给带来的?”紧接着又说:“我和你们讲了多少次了,不许往回带东西,为什么就是不听?”随行人员忙做解释,周恩来一听更火了,说:“付了钱也不行!我问你:北京的老百姓能不能吃到这样的菜?”随行人员回答:“当然吃不到”。周恩来说:“我能吃得到群众吃不到,他们会怎么说?以后你们办任何事情都要和我本人联系起来,都要和我担任的职务联系起来,都要和政治影响联系起来。我们自己制定出的规矩自己不遵守,让下边遵守,别人遵守,那不成了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了吗?和国民党还有什么区别!”结果,他气得饭也没吃。事后,周恩来情绪平静下来,又语重心长地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:“你们不要以为我要求得过分,我处的一位置不同。这类事情最搞不得下不为例,让一步就会开了口子,开了口再堵就不那么简单,你花千倍百倍的力气也不一定堵得住。一筐菜事情小,从一筐菜开了口的事情就说不清有多大。我在这个位置上决不许开这个口!”

    四、不为家乡、亲友谋私利

    周恩来作为国家总理,同任何普通人一样,都有浓厚的乡情和亲情。但他在处理问题时总是顾全大局,坚持原则,不谋私利。

    1958年7月,周恩来第一次接见家乡淮安县的负责同志王汝祥。在轻松愉快的气氛中,王汝样无拘无束地向他汇报工作。当汇报到家乡在发展地方工业中遇到原材料不足的困难,想请周恩来帮助解决钢材时,周恩来却把“父母官”的请求拒绝了。他语重心长地说:办工厂,当然是好事。但从淮安的情况看,恐怕目前还应以发展农业为主。粮食上去了,可以办些厂,但也要面向农业,由省里统筹规划。办厂需要钢材,这得由全省统一安排。

    1962年,周恩来的家乡淮安遭受特大洪灾,江苏省政府给周恩来写信,请求周恩来调拨财力物力支援。周恩来看完信,心里沉甸甸的。但他并未因自己家乡受灾而慷慨动用国家资财。他说:我家乡的事情应当由当地党政机关管,应由柯庆施同志管,该怎么办由他拿主意。

    对家乡是这样,对亲人更是严格要求。周恩来和邓颖超是一对革命伴侣,半个多世纪以来,无私无畏,乐于奉献,从来不追求名誉和地位。中共“九大”后,江青、叶群都进了中央政治局。论资历、论能力、论贡献、论声望,邓颖超哪一点在她们之下?不少人提出对邓颖超也应有适当安排。到了1974年,要开四届人大了,毛主席提议邓颖超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。但这个批示被周恩来压了下来。在周恩来看来,这是出于对邓颖超的爱护,也是对党风的维护。直到周恩来去世以后,在1976年11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邓颖超出任副委员长时,邓颖超才知道毛主席早就有过批示,她对周恩来的这种做法十分理解和支持。

    周恩来不允许自己的亲属在任何场合扛总理亲属的“牌子”,以此获得任何特权和照顾。

    周恩来有个胞弟叫周同宇,在20年代曾投身大革命的洪流。建国后在工业部门任职,是个普通工作人员,后因病不能坚持正常工作,被有关部门安排到内务部任参事。周恩来知道后,多次向内务部长曾山提过意见,并在一次会议上讲起这件事。他说:“周某人的弟弟在内务部做参事,不管是什么原因去的,总没有好影响。他在工业部门时能够工作,我不干涉。现在当参事等于拿干薪,那就要考虑了。”会后,周恩来又对曾山说:“同宇不能坚持工作,就应该按有关规定办理因病退休手续。如果他因此在生活上发生困难,我个人给予补贴……我讲的绝不是客套话,是要你们按规定去办的。”后来,周同字办理了病退手续。周恩来每月从自己的工资中拿出一部分补贴他这位胞弟。

    周恩来的侄子周尔辉在北京读书期间,牢记伯伯的话,对他和周总理的关系守口如瓶。直到他在北京钢铁学院入党,组织上到淮安去了解他的家庭出身和社会关系时,才知道他是周总理的侄儿。大学毕业后,尔辉留在北京工作。1961年和家乡的一位小学教师孙桂云结婚。单位为照顾失妻关系,把孙桂云从淮安调到北京工作。周恩来事前完全不知道这件事。事后,他严肃地批评有关部门:“照顾夫妇关系,为什么不能从大城市往小城币调,偏偏要调到北京呢?”在周恩来的批评教育下,尔辉、桂云毫无怨言,双双愉快地调回淮安工作。

    周恩来的侄女周秉建,1968年初中毕业后,遵照伯伯的教导,主动申请到内蒙古大草原去锻炼两年后,秉建在内蒙古参了军。周恩来知道后,很不赞成,对她说:“应该让贫下中农、工人的子女到部队去,你在边疆也一样嘛!内蒙古这么多青年人,挑上了你,还不是看在我们的面上?我们不能搞这个特殊,一点不能搞。你还是回到草原,还是要住蒙古包,永远扎根在草原。”周秉建听从了伯伯的教导,又愉快地回到草原。后来,她又两次谢绝了当工人的推荐,放弃了一次上大学的机会,一直生活在内蒙古大草原。她学会了放羊、骑马、说蒙语,适应了牧区的生活,并与蒙古族青年结了婚,真正成了草原的女儿,为建设祖国的边疆作出了贡献。

    周恩来这样严格要求亲属,并非对他们缺少感情,恰恰相反,这正是对他们真正关心、爱护的表现。



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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